我看中国式现代化④丨专访张燕生：坚持发展实体经济不动摇，坚持创新第一动力不动摇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看来，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不动摇，吸收其他国家发展过程的经验教训。同时，统筹新冠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保障，减少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干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如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未来的经济形势如何？红星新闻记者对张燕生进行了专访。
↑张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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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新蛋糕”更多地分给老百姓
红星新闻：二十大报告强调了“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其中“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应该如何准确理解？
张燕生：我认为以上的几个说法都比较“新”。
一个“新”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一个国家的“内需”是其他国家的“外需”，扩大内需就会扩大进口，扩大进口给别人订单、需求和发展动力，这样的总量政策不仅满足了我国自身增长，也给其他国家创造了机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满足需求的方式是增强提升供给质量，途径是全面深化改革，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构性政策不同，扩大内需更多的是总量政策，也就是如何能够扩大国内的有效需求。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参与国际循环、嵌入国际工序分工、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都是以出口和招商引资为主，目的是为了发展市场经济。过去40多年，我们新创造的“蛋糕”也更多作为资本积累，以创造更大的“新蛋糕”。据2021年数据，这导致了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仅有43%；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偏低，仅有38%。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构成来看，工资性收入占57%、经营性净收入占16%、财产性净收入占约9%、其余为转移性净收入。人均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加在一起，仅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这个比例在全球范围内算低的。
如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就是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一发展的根本目的，把所创造的“新蛋糕”更多地分给老百姓。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增加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最好能够从现在的25%提高到40%。
对于“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有三个方面需要我们关注。
第一，如果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经济要更多地立足于国内大循环，依托国内市场，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实施机制。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第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建立在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的，所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第三，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在过去40多年我们多采用引入外来竞争压力，释放自主改革动力，激发经济发展活力。我国是世界上14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未来，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将是良性的、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内生动力是不具有依附性的大国战略，是更高水平的自立自强，靠国内需求来发展自己和促进世界。让老百姓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敢花钱、先富带动后富，加之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我国整体将走上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至于“可靠性”，其内涵不言而喻，比如大数据的安全、供应链的韧性、新冠疫情防控等方面要依赖自己，把“命运抓在自己手中”。有一些人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中国要在对外开放方面可能会收缩，甚至要搞“自给自足”。对于这一点，官方多次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我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因此，下一步我国的对外开放，有三个重点：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上高水平；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上高标准；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创新型开放上高层次。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条件下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三个着力点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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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实体经济，吸取他国发展教训
红星新闻：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您看来，这释放了什么信号？
张燕生：我们心中一直有一句话，叫“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坚实基础不动摇”。这句话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些国家现代化道路经验教训的总结。美国、欧洲、日本的现代化是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到服务经济，到知识经济，再到数字经济，这些国家的发展一步步升级，却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最后走向了空心化、泡沫化、虚拟化。
中国式现代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避免美日等国家所犯的错误，无论发展到哪个阶段，都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不动摇。什么是实体经济？窄口径来看是制造业，中口径看是制造业、农业加建筑业，宽口径是制造业、农业、建筑业加生产性服务业。
中国会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不动摇，把发展实体经济行业始终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红星新闻：此前，工、农、中、建、交、邮储六大国有银行集体发布公告，披露了今年支持实体经济、提高经营质效和前三季度信贷投放情况。这又释放了什么信号？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张燕生：六大国有银行在支持实体经济、促进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相当大程度上缓解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根本上还是要靠深化金融改革、金融创新来解决。我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进入到中高端市场化改革，努力形成高标准的市场体系、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高水平的商品经济体制。
中国是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体量超过美国、日本、德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总和。在制造业市场主体中，民企和外企占比超7成，说明制造业市场准入是开放的、市场竞争是激烈的、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因此，中国的制造业从大到强是一个时间函数，某种程度也是智慧函数。相比之下，在金融业的市场主体中，民企加外企占全行业的不到10%，说明金融业的市场准入还未达到“完全开放”的标准，竞争也称不上“激烈”，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谈不上是“决定性”的。
因此，化解“融资难”“融资贵”的核心问题，是要思考如何打好金融开放、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的“攻坚战”。而打好“攻坚战”的前提，是金融的监管要与国际高标准的制度规则相衔接。所以，真正要化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要靠进一步改革开放，包括增强金融监管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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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干扰
红星新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坚持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如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张燕生：国内解决不充分发展矛盾做得相对比较好的地方是广东、浙江、四川成都和重庆。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地方在商品和服务市场、要素和资源市场，尽可能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其核心还是“开放出改革”。
在解决不平衡发展的矛盾问题上，有几个地域路子不同。比如说广东、浙江在解决不充分发展的矛盾问题上做得很好，但在解决不平衡发展矛盾中，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社会人均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广东和浙江也是完全不同的状态。全国城乡收入倍差的平均值是2.56%，其中广东是2.5%，浙江是1.96%。浙江的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发展较好，所以从数据层面来看，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社会分配差距显著低于广东。但在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和有爱的社会形成合力方面，广东采用“5个都市圈”规划的方式解决不平衡发展的矛盾，缩小了粤东、粤西和粤北的差距。
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各地都应该结合实际，在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上下功夫。
红星新闻：现在已经进入了四季度，年初确定的5.5%左右的目标现在看来实现难度比较大，您如何看待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以及未来的经济形势？
张燕生：今年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了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从3.3%调整至3.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在3%左右；高盛、野村的估计也是增速3%左右。通过国际组织和权威投行的预测数值，中国经济今年增速基本上在3.3%-3.5%，增速低于一季度。全国GDP上半年同比增长2.5%，前三季度同比增长3％，第四季度较为看好，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增速在3.5%左右。
如何尽可能减少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干扰，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要减少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干扰，有三个攻坚战要打，即社会组织的攻坚战、科学研究的攻坚战和公共治理的攻坚战。打好这三个攻坚战，才能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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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满足新生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红星新闻：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有一点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人们现在忙忙碌碌，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方面您有何建议？
张燕生：中国的进步是一代一代人迭代加速发展形成的。对于一些“80后”“90后”和“00后”而言，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过上高品质生活。所谓“高品质生活”既包括精神，也包括物质，物质上的享受对他们而言并不是特别迫切，他们追求的是个性、多样性的品质生活。“10后”“20后”甚至未来的新生代，这部分人群所追求的不仅是精神和物质的问题，社交网络伴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所面临的是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的关系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首先要满足“50后”“60后”“70后”的“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物质问题；对于陆续成长为社会中坚力量的“80后”“90后”“00后”，需要解决的是高安全、高品质的精神问题；“10后”“20后”和更年轻的一代，他们的核心问题是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问题，不仅需要“中国大脑”，还需要“世界大脑”。
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责任，每一代人有一代人努力的重点，满足新生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际上要形成一种高度国际化的社会，高度开放包容共享的社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社会。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世界一流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这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要通过“50后”“60后”“70后”一代人的努力，将接力棒传到“80后”“90后”“00后”手中，不同年代的人对美好生活和对外开放的期盼和理解，就是中国不断接续进步的动力。
红星新闻记者张炎良实习生史焱
编辑余冬梅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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